富途孫碧涵：高市早苗重寫戰後安保經濟學

2026年4月21日，日本內閣會議正式通過修訂後的「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廢除了延續逾六十年的殺傷性武器出口禁令。這不是一次例行政策調整，而是戰後日本安保經濟體系的根本性重構——標誌著日本從「和平憲法」到「軍工擴張」轉變。

1967年，日本確立「武器出口三原則」，將對外軍售定性為原則性禁區；1981年經國會決議法律化，禁令進一步收緊。這道枷鎖，讓日本的軍工業在半個世紀裏只能蜷縮於國內市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企業的防務部門長期依賴政府採購維生，規模始終無法與歐美軍工巨頭相提並論，同時部分產業向民用重工轉型。

第一次鬆動是安倍晉三以「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替代舊三原則，從「原則禁止」轉向「原則允許」，但實際開口僅限於救援、運輸等五類非戰鬥性武器。岸田文雄政府在2023至2024年間進一步鬆動，允許向許可證來源國(實質即美國)返銷愛國者PAC-3導彈，並為日英意三國聯合研發的次世代戰機GCAP打開出口第三國的通道。高市早苗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後，其推動安保放開的節奏之快令觀察人士始料未及。她在施政演講中宣布將防衛開支占GDP 2%的目標提前兩年實現——從原計劃的2027財年提前至2025財年當年，隨即推動國會通過補充預算，令當年度防衛開支突破11萬億日圓，約合500億美元。2026年2月，她以罕見的決斷解散國會提前大選，自民黨歷史性拿下三分之二超多數席位，政治背書至此牢不可破。2026年4月的修訂，正式拉開了日本軍工行業重新擴張的序幕。新規則廢除了五類武器限制，原則上允許全類型殺傷性武器出口；新設「衝突例外」條款，在特定情形下可向處於衝突中的國家出口；最值得關注的是，國會對軍售的「事前批准」權被降格為「事後通報」——行政權力全面接管這一領域的決策。

此次鬆綁，表面上，美國是「默許方」；實質上，它是最積極的推動力量。美國因持續援烏，PAC-3導彈庫存大幅消耗，轉而向日本尋求依據許可證生產的PAC-3返銷，這一需求直接驅動了2023年的政策鬆綁。2025年11月，日本完成對美愛國者導彈的首次實際交付——戰後歷史上頭一回，「和平國家」向盟國出口了殺傷性武器成品。2026年3月19日，特朗普與高市早苗在白宮會談後，白宮情況說明措詞直白：「美國歡迎日本承諾迅速強化自身防衛能力。」雙方還宣布推進美日聯合造艦與維修合作、共建「黃金穹頂」導彈防禦體系，日本同步承諾向美國作出逾1090億美元的投資。這場交換的性價比，對華盛頓而言相當划算：以政治背書換取盟友承擔更多印太防務成本，同時在供應鏈上綁定日本軍工體系。當前美國軍工行業面臨著生產效率低，產量上無法形成規模經濟等問題，隨着全球地緣衝突成為長期趨勢，軍工產品出現較大供需缺口，而日本防務鬆綁，則令日本軍工行業彌補了這一缺口。三菱重工作為日本防衛體系的「一級承包商」，其產品線覆蓋戰鬥機、導彈、艦艇，一旦出口大門打開，此前受限於國內市場的產能將獲得全球定價權。GCAP次世代戰機項目預計2035年前後交付，這將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款面向國際市場的自研先進戰機。川崎重工在潛艇、直升機、魚雷等領域具備競爭力，未來大概率獲得歐洲的訂單。民用重工方面，IHI的航空發動機業務、三菱電機的雷達與電子戰系統，也將隨着日本軍工出口資質打通而獲得全新的市場空間。

但地緣反彈風險不容低估。中國已明確表達「嚴重關切」，若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日本企業在華利益將面臨對等壓力；南韓對高市的歷史認知立場保持高度警惕，東亞安全格局的不穩定性可能反噬日本出口合同的落地。而日本國內政治風險同樣存在。此次修訂繞過國會立法路徑、以內閣決議推進，在政治層面種下隱患——若高市政權在未來選舉中受挫，政策逆轉的概率並非為零。六千人的東京街頭抗議，折射出日本社會經歷了和平憲法時代對軍工行業的厭惡和對日本政府軍事化的擔憂。

富途證券機構及私人財富部副總裁 孫碧涵(作者為證監會持牌人，其及其有聯繫者並無擁有上述股份發行人之財務權益。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提供任何投資建議及買賣要約。)